一、贵妃“作秀” 山人乐新炉散布飞语,在官场中划分君子与小人,并且通过这种方式,参与朝政、讥讽朝廷,被厂卫缉捕,“立枷”致死。但是,乐新炉虽然死了,飞语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息。而且,没过多久,口耳相传的飞语演变成了白纸黑字的“妖书”,在北京流传。 而“妖书”出笼的直接诱因,竟然是万历皇帝的红颜知己——皇贵妃郑氏的作秀。 郑贵妃的漂亮、聪明,应该是没有疑问的,否则,以万历皇帝的酒色财气,不会几十年如一日地爱着这个女人。但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已经被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贵妃占据,此后的美女再美,也无法向她们发动挑战。这倒不是因为以后就没有美女,而是因为此后的美女没有演绎出像她们那样的大喜大悲的故事,也没有人用她们的名义编排出那么多真假难辨的传说。 但是,如果要在中国古代的皇后、皇贵妃中评选十大才女,郑贵妃应该具备参选的实力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她留下的诗篇,但仅一篇短文,已经可以看出她的才学。只是她一不小心把才学用错了地方,给自己,给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带来了天大的麻烦,从而也使自己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女性之一。 万历二十三年,北京的书市出现了一套印制精美的图书,名为《闺范图说》。书一上市,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这套书引起轰动,不仅仅因为此书的署名编者是当时享有清誉的刑部侍郎吕坤,更因为给此书作序的,是备受皇上宠爱的皇贵妃郑氏。 在《明史》中,吕坤的传是和海瑞的传放在同一卷的,可见人们对他的评价。五年前,也就是乐新炉制造飞语前后,吕坤任山西按察使,为了在辖区进行教化,就将历代贤后哲妃、贞妇烈女的事迹,一人一图、一图一事,编排成册,公开刊印,作为教育妇女知礼守节的读本。 嘉靖、万历时期,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,特别是中心城市,教育已经十分普及,印书业也随之发达,适合各种人群、各种需要的普及读本层出不穷,关于保健养生的、关于道德教育的、关于男女爱情的、关于刑侦破案的,应有尽有。北京、南京,以及福建的建阳、江西的金溪,还有苏州、杭州等地,都有大大小小的刻书作坊。连司礼监和都察院,也干起了印书的行当,表面上说是通过出好书引导社会积极向上,实际上却是为衙门和个人增加经济收入。 吕坤编写的这个《闺范图说》,本来也就是当时许许多多德育读本中的一种,是许许多多对妇女进行说教的读本中的一种,但由于吕坤名气大,又是正三品的山西按察使,所以这本书被一位有心人发现。 这位有心人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,提督东厂司礼监太监陈矩。关于东厂和锦衣卫,我们已经说过无数遍了,但诸位不要以为掌东厂的太监只是抓人、打人、杀人的特务头子,是五大三粗的屠夫,他们更重要的任务其实是收集情报、掌握舆论、了解社会治安状况,所以图书的发行理所当然在关注之内。而且,明朝的司礼监太监一般都是有文化的宦官,有些人的文化水准甚至不在某些内阁大学士之下。而按照明朝的制度,这个掌东厂的太监,通常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的第一人担任,可见不是寻常人物。 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,掌东厂太监陈矩在发现吕坤编撰的《闺范图说》之后,把它呈献给了万历皇帝。同样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,万历皇帝将此书赐给了郑贵妃。 郑贵妃是万历皇帝的书友,见到这个《闺范图说》之后大加赞叹,称赞这套书通俗易懂,道理明白,是所有女人都应该读的好书。读了这套书,女人可以更加深明大义,知道如何孝敬公婆、如何侍候丈夫、如何教导子女,特别是如何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,为家庭、为家族、为地方、为国家而献身。